猛犸纪

周汝昌在多个场合评论过《红楼梦魇》，措辞有很多不同，基本意思都佩服张爱玲的敏感早慧。

我在网上看过他在百家讲坛中的一讲，只带了一本《红楼梦魇》，思路清楚，声音亮，引述也相当准确，据说他近乎耳聋眼盲，对于1918年生的接近人瑞的老人家很是不容易。

在不同的讲演里，他屡次提到自己与张爱玲的差别，一个是天津城里的富家小姐，一个是郊外的穷小子。张爱玲几乎算与他同龄，仅小两岁，周汝昌记得很清楚。他强调说自己几乎没有读过她的小说，我觉得有意思，他熟读《红楼梦魇》的前言，熟得可以随意引用。

他专门写过《定是红楼梦中人》，书的前言可以在网上看到，提到过张爱玲的生平，祖籍、父母关系、包括十四岁写的《摩登红楼梦》，这些典故都没收在《红楼梦魇》里，当然要写这么一本书，一定要研究下作者，据说他此前确实不知道张爱玲其人，后来对她的了解也是由儿女口授得来的。

《定是红楼梦中人》 前言写得还很客气，但在百家讲坛的演讲就很有意思了。有这么几段话引在下面：

“她们家诸位都知道，清末做大官，她们家藏书据说极多。很多是外人没有见到的，她们那个世代家学渊源，并非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能想像。今天说起晚清的官僚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好感，特别是由于中法战争，她的祖上负了战败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否由这样的人来负，我要闹不清。总之吧，由此声誉不太好。”

“她考证那个详细，那个心细如发，这个女性，那个层次简直我们一般人是跟不上的。说的再难听点，我刚才这个话是赞美的话，要是让我说，说的不太好听，烦琐哲学。太烦琐了，你看不了，一方面是精细无比，另一方面呢，那个怪，它这个独具一格的考证派，是大量的想像和发挥。”

“我今天只能用这种办法让诸位了解我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何种人，价值何在，我非常佩服，为什么？我也有不同的见解，说几句切磋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千万不能对这么样的人，并且已经作古的人，有什么轻薄，不然的意思。那就不道德，人要是做人要厚，要与人为善，不要学那种糟糕的风气，那能成大学者吗？”

“说一点她的毛病，她的考证都是结论吗？不，她受某些红学家不正确看法的蒙蔽，她把《红楼梦》的修改润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她变成了一个大搬家，好像是这个拼棋子块儿一样，哪几回早写的，后来因为某种缘故就往后挪了很多回以后，然后这么大拆大改，这《红楼梦》变成这么一部作品。我不相信，连张爱玲女士本人的创作，是否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也不相信。”

“她就是为这花了十年，写了这本书，因为她没法解决，她所以取了个这么个怪书名。这个好不好，能不能这样子对待你十年的光阴？我不评论。”

我的这几段引文是很断章取义的，不过因为有这么几段的存在——还不止这些，有些更微妙的语气——所以这篇看似推荐《红楼梦魇》的讲演变得有点别扭。我并不怀疑周汝昌对张爱玲的佩服，不过他其实对她评红楼梦是很有保留的，除了与周意见相同的两点：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作，史湘云确有其人。

而在《定是红楼梦中人》里，因为是文字表述，可以修改润色，不像口述更能暴露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想完全地口是心非，甚至文过饰非，是要高超的技巧才能达成的，即便是人瑞也未必能抿除心头的不平之气。

BTW,在《红楼梦魇》里，张爱玲除了没有对胡适和宋以朗进行批评——我想那多半出于对师长的敬重和对朋友的爱惜，并未对其他红学研究者有过几句谀辞，如果我没记错，都是直点名字批评的，还会用糊涂这样不客气的字眼，难免会让当事人不舒服。

周汝昌还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特别恨高鹗，她给高鹗的评价，是她自己承认，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了。她说了三句，第一句是‘庸俗化’，第二说是说高鹗的后四十回是‘附骨之疽’，第三她说高鹗‘死有余辜’。了不起！死有余辜！这四个字是随便由一个有修养的中华女士嘴里，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吗？”

“一个有修养的中华女士”，老实说，这句话评价张爱玲真是恰如其分，在通常印象里，张爱玲是孤高冷漠不谙世事的别具一格的，她自己也常常说在待人接物上有诸多不妥之处，是自己不擅长，不过读读她给胡适写的信，再看她送礼品给亲友以至陌生人的礼物，你会觉得她其实非常讲究礼数。这大概真是“修养”使然，是规矩，纵然跳脱的人也受规矩。

倒是现在，常常见到孤高冷漠不谙世事别具一格者，而我也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