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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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屏，多说一句 - [Book | 读后感]
2011-01-11
全书除了引用朱家溍的一个研究成果（考据式的），以及国内的几处考古发现，所有观点的引用，全部来自海外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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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屏 - [Book | 读后感]
2011-01-08
终于读完了《重屏》，其实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就像巫鸿的《美术史十议》，他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出人意料，值得关注的是他抵达结论的路径和所占有的材料。
这本书里有两点留下印象：
一是说在唐代时，富有性感魅力的仕女屏风（如簪花仕女图）——排除了男性在内的，和富有文人情调的山水屏风——排除了（文）人在内的，同时流行，是审美上与过往不同的一个阶段标志。
二是末尾处讲到明代的西厢记版画，浙江乌程的闵齐伋出版印刷的一套西厢记，现存于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其中的木版插画在形式设计与技术上都令人惊叹。
对此，巫鸿是这样解说的：
中国绘画中最新的这件重屏对屏风作为图像载体和图像本身的双重身份作出了最为自觉的说明。但同样明显的是，它是通过图画来作出如此说明的，不论是“真实的”屏风还是“画出来的屏风”，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图像再现——戏剧的木版插画。（上图）
闵齐伋版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屏风图像似乎反应出这种层层划分的框架和虚构性（上图）。此刻，屏风成了舞台道具——一扇微型的屏风被用于傀儡戏中。卑鄙的郑恒和侍女红娘正在屏风前面演出剧情，由两个位于屏风上方的表演者所操控，这两个人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巨人一般。张珙和莺莺身穿婚袍，可怜地悬挂在舞台一边，等待最后上场。画家在此试图描述的不再是《西厢记》的剧情，而是赤裸裸的表演技巧。毋庸置疑，这幅插图又是一幅元绘画（metapicture，巫鸿在前文中引述W.J.MITCHELL的话说，元绘画的目的是”解释图画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是回话对其‘自我知识’的展示“，这是全书唯一需要琢磨一下的术语）。傀儡戏舞台所演出的画面自然会让人想起许多描写爱情故事的名画，但它剥去了这些名画中图像再现的力量，同时也剥去了这些画中的屏风图像让人着迷的魅力。
这个blog上有插画全图：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4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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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之好男好女 - [Book | 读后感]
2010-11-06
早前在blog里曾发出一个问题，关于侯孝贤电影中女性角色越来越突出，男性角色渐渐消失的。
http://mammoth.blogbus.com/logs/33901463.html
现在有了导演的回答。在《侯孝贤电影讲座》（天地图书2008.12），侯孝贤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后来拍女人，男的我不拍了，以前那种打架男我不拍了。因为这两种生命的原型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中国有句古话‘男有刚强女有烈’"。
"我现在对女人比较有兴趣，因为她（们）不但复杂，而且宽广。女性在华人的世界位置慢慢越来越高，尤其在台湾，女子都比男人强，女孩比男孩强，绝对。男孩我昨天已经讲过了，都不行。（指台湾的年轻男性已经不像老辈那样打架打出来，很”娘“，这是整个东亚的趋势，日本香港也一样，倒是韩国电影中还能看到男人的气度）这是个时代的问题……没办法，脱逃不了。
社会结构里面还残存的就是重男轻女，所以女孩子成长的世界跟男孩子成长的世界绝对不一样。女生成长时，因为在社会上被看重的是男生，所以女生就会在边缘。……那会造成眼光的不同。由于眼光的不同，（女）孩子看得比男生看得还清楚。男生被宠着，糊里糊涂的，所以成长缓慢。所以你们看我的电影为什么往女性上走，基本上有它的道理，因为她慢慢也越来越成熟，越吸引我。所谓的女性的烈，她不但烈，而且她有侠情，非常过瘾就是了。”
烈而有侠情，所以有“聂隐娘”？
讲座是2007年11月做的，侯说为了进入唐代的氛围，已经读了几个月的《资治通鉴》；又说阿城建议他到新疆去，那里有十岁的女孩在马上跳来跳去，或还有前现代时期的感觉。
去年朱天文的几本书在内地出版，接受访问的时候，热点话题除了《小团圆》，她也常提到“导演”扔给她一大堆的资料做唐代的功课。
不过，这出酝酿已久的戏，到现在还是筹备阶段，最新的消息是2010年8月，侯透露除了早已定下来的舒淇和张震，他还会启用大陆的演员。
说回舒淇，侯孝贤在讲座里几次讲到她，说她初演《千禧曼波》，“舒淇是很硬的，她以前在台中混过，所以基本上她是很好强的。她之前不认识我，但是她知道我是一个有名的坏脾气的导演 。她是在跟我飙，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张力的，不说破而已。我就是在利用这个张力。”在坎城第一次看到自己在银幕上的表现，舒淇回到房间里哭了很久，对表演有了顿悟。
可能是这样的“烈”让他一路与舒淇合作下来。不过我一直不觉得舒淇在电影里的表现够好。侯孝贤自己说，演员没演好，是导演的错，不是演员的错，是导演没给演员足够的空间，没挖掘出他足够的潜能。
侯孝贤说他看人很准，一下子就知道能演不能演，这点我倒是相信。所以他力排众议，只是吃一顿饭下来，就知道李嘉欣一定是“黄翠凤”，他不说还想不到，李嘉欣近年的恋爱、结婚以至怀孕的新闻连续剧，不就是黄翠凤的完全现代版吗？也真是人生如戏，戏梦人生。
我的一个朋友，有机会参加侯孝贤的群访，她很惊讶并没怎么说话居然让侯有印象，在碰巧共乘电梯的时候对她说：“这样的活动很闷吧。”一眼看出她的格格不入。我更相信，这种识人的本领，倒不是导演的本色，而是天性的敏感与人生的历练。
BTW，电影讲座这本书问题很大，封面设计很差，这是许多香港书籍的通病，暂且不讲，错字很多，更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有很多重复的部分，像是把发言整理稿直接拿来用的，这样都可以出书，编辑实在是太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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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rs - [Book | 读后感]
2010-04-28
The Hours提出以下几个命题：
1，The Hours:
He says,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this. You know. The party and the ceremony, and then the hour after that, and the hour after that."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party.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ceremony.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at all."
"But there are still the hours, aren't there? One and then another, and you get through that one and then, my god, there's another. I'm so sick."
看到这一段我才明白为什么是The Hours，one after another。就像已经遗忘的一段旋律，突然成为强音和回响，十分震动。
2，Life is trivial
电影跟小说不同的是，Clarrisa——Mrs. Dalloway表现得更脆弱，在第二遍看电影的时候，我甚至觉得Meryl Streep的小动作太多了，她的反应太多了。她对女儿说Richard刚才就是用你这样的眼神看我，我整天想的就是派对啊这些无聊的琐事，My life is trivial。
在小说里，还安排了另外一个角色跟Clarrisa对比，就是女儿的女朋友。Clarrisa的女儿在小说里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充满活力和睿智的女孩，她跟母亲的关系不大好，也许是青春期的叛逆，她是一个straight girl，但是跟一个大学里的同性恋女斗士一样的老师在一起，年纪跟Clarrisa差不多。
女斗士不修边幅，强硬，她跟Clarrisa这样住在舒服房子里、有着稳定感情生活、社会地位、讲究生活品味、人工授精要了孩子的女同志不一样，其实她们互相知根知底，互相看不起。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她对Clarrisa这样的中产品味厌恶透了，1970年代的嬉皮成了现在的Bourgeois，关心的不过是party, flowers, that sort of things. Life is trivial.
小说作者Michael Cunningham说，他想写一部Mrs. Dalloway的现代版，如果Mrs. Dalloway生活在当代，没有她曾经面对的束缚，她会过怎样的生活？在Clarrisa身上他得出的答案是Life is trivial，另一种的无意义。
3，Desperate Wives
1950-1960年代的郊区主妇也许是美国社会深入人心的一种角色，有着鲜明的形象。在另一部去年被热议的小说/电影Revolutionary Road之中，女主角April也是这样的郊区主妇。
也许是The Hours跟Revolutionary Road太不同了，他们成书的年代相差36年，后者有一种鲜明的时代感，The Hours所使用的手法倒是让所有的故事都像发生在当下的，所以也许很难把April和Laura Brown作对比。
April住在纽约郊区，Laura是在加州；她们的丈夫都是二战荣归的军人；她们都有点梦幻气质，April曾想成为一个女演员，Laura热爱阅读；她们都已经有了孩子，正怀孕，她们都不是标准的主妇。
《革命之路》中曾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想要移居去欧洲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正空前繁荣的美国，中产阶级大举移居郊区过上标准幸福生活——有一种hopeless emptiness。
在《时时刻刻》里，Laura Brown的故事最隐晦，她最终抛夫弃子，离家出走多年是什么原因，她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她无法达到合格主妇的标准，比如烤出一个完美的蛋糕；我想是她的敏感使她不能消受这样的幸福，她不认为自己配得到这样“完美”的生活。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郊区主妇的完美生活，是一个不断被戳破的假象，在美国也许尤其敏感。
现代社会之后，Desperate Wives在文艺作品成为一个母题，另外一个例子是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
4，电影和小说
一般而言，电影都很难拍得比小说好看，《革命之路》就是如此。文字的空间比影像要大，一本小说的容量也比一部电影要大，或者干脆把小说和电影分开来看，比如《色|戒》与《色·戒》。the Hours是少见的电影比小说还出色的作品。
小说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底本，技巧相当精妙，也许是现在的小说家受影像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电影看似是面对挑战，很难将这一部有大量心理描写的小说拍出来的，事实上却很巧妙地利用了小说的结构：三个女性在三个不同时代的对照参差，电影的表现力比小说还要好。
心理描写过于事无巨细与铺陈有点损伤了the hours的节奏感，作者显得用力，电影对这一部分的省略倒成了另外一个优势。
the hours的电影，水的意向很足，从一开始woolf自沉于水，到Laura做梦时被大水淹没，电影配乐使用了钢琴，主题也是反复出现的像急流一般的曲调，用来象征the hours, one and another，非常适切。
5，反高潮
革命之路和the hours，两部小说都有强烈的死亡的影子。在April和Richard自杀之后，故事并没有结束，分别进行了20多页。在我看来尤其是对于革命之路，这最后的20多页才是最精彩的部分。真正的hopeless emptiness在April死后才表现得充分，Frank Wheeler彻底沦为一个小推销员，他们的朋友Campbell夫妇再也不用嘲笑其他生活在郊区的傻子们了，他们自己就是其中一员，还感觉到相互依靠的幸福。而最残酷的也许是Mrs. Givings，她终于承认，原先在她眼中可爱又有品味的Wheeler夫妇，有点古怪。一个人的死不过是成为他人的话题，用死者的出位证明自己的正常。
The hours，Richard死后，终于揭示出Laura Brown与他的关系，一个Foreign, Charming的高大女人，是诗人Richard永恒的灵感和伤痛，她与Clarrisa的会面非常奇特，两代的Mrs. Dalloway，Laura曾经没有勇气完成的自杀最终被她的儿子实现了。电影里Clarrisa表现得非常激动，小说里没这么写，也许是编剧担心电影太平淡了。这一部分我还是更喜欢小说的处理。
6，同性关系
Michael Cunningham是同性恋，在访谈里面他说最初曾想写一个五十多岁，纽约upper-middle class的同性恋男人，他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后来这个故事完全消解掉了，成为女人的故事。
wiki里面说Cunningham跟目前的同性爱人在一起已经18年了，他不愿意被称作gay writer，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所有人都会被贴标签，同性恋作家和女作家是最不费力的两个，也无法被更换。
在the hours里面，三个女人各自有一个同性之吻，但爱与性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以Clarrisa为例，她18岁的时候跟Richard、Louise有过一个夏天，Richard有一半的时间跟Louise睡，有一半的时间跟她睡，她嫉妒Louise。后来Louise跟Richard在欧洲分手，在Richard被艾滋病困扰的岁月里，Clarrisa照顾他，Louise在加州的戏剧课堂上继续被年轻的肉身吸引着。
很奇怪的是the hours的电影那么忠实于原著，微小的一些改动几乎全部是在Clarrisa身上，Louise在这一天意外来访，编剧让Clarrisa在他面前也broke up了一次，小说里，是Louise更多愁善感的。
Clarrisa跟同性爱人Sally在一起十多年，你怎么判断Clarrisa的性倾向？或者你怎么判断Richard的性倾向，在跳出窗口之前，他对Clarrisa道出爱，说是因为她，他才多活了这么些年。
也许爱与性本来就是纠缠不清的两回事，这混乱的关系，在the hours却显得非常自然，简直顺理成章。如果不考虑性的问题，从纯粹的感情关系上说，Cunningham写得非常好，在处理复杂和微妙的情绪时相当得手。但我不想拾李安的牙慧，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尽管the hours有普世的价值，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看见自己，但他依然塑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Clarrisa的upper-middle class的朋友圈里，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是另外一个小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说，Cunningham不如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gay writer。
好吧，我想说的是，同性恋的爱欲世界与异性恋是有不同的，尽管这句话也是拾人牙慧。也许有一天，像Clarrisa和Richard一样，我们可以跨越性的边界，每个人都是观音，亦男亦女，非男非女，用灵与肉，互相度化。这叫，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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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丝竹海上花 - [Book | 读后感]
2009-12-29
看国语《海上花》的时候，觉得耳根子清静，想找点什么来听，翻出一张雨果唱片出的《江南丝竹》，正好应景。
唱片里的曲牌演奏传承的是1920-30年代上海国乐研究所。比《海上花》晚了几十年，是张爱玲的年代，但和张爱玲一样，与几十年前是通的。
时间的流动不是平滑均匀的，在现代，一年便是一年，十年便是十年，再往前，七十年也就和一百年一样；800年和1000年一样，十万年和百万年一样。以为《海上花》与张爱玲隔得不远，也就是她祖父辈的故事，等到我们，祖父辈的故事可不已经是古董了。
《海上花》的好处在张的前言后记里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喜欢看他们怎么喝酒、吃饭、说话，如在眼前。像是卷轴一样徐徐展开。饭前饭后“起手巾”的习俗，在北方以前没见过，也是少在馆子里吃饭，在广州倒还一直有，上点档次的粤菜馆，饭前都还是先上热手巾，我也就是擦手，见过几个本地人，主要是男子，是用手巾捂在脸上，停留片刻，再拿下来的时候，满面通红，精神一振的。不知道与“起手巾”的风俗可有瓜葛。
在《金瓶梅》里找到安阳土语的一些来历，毕竟河南与山东相邻，安阳尤其在三省交界，受到点影响，能把几百年前的话留在方言里不吃惊。在《海上花》这本用吴语做底子的小说里，竟然也寻到一两句，一个是“一递一句”，还有一处这会忘记了，回头再找出来补上。
《江南丝竹》一起首是《霓裳羽衣》，后来无非是汉宫秋月、塞上曲之类，听过没听过的，调子都是熟极了的，很久没听这种“国乐”，再听到时有些惊异，觉出这音乐奏出来便不像给人听的，观众可以把这些没情绪的音乐做背景，就该是在喝酒、聊天时，为了补充耳根子清静弄出来的声响。
录音是在1989年，由上海国乐研究所的后辈所做，我原以为这种无喜无悲的“无心”状态是国内民族乐团僵化之后的状态，如果这张录音真的传承了国乐研究所的精神，那看来国乐的追求也就是如此。
张子谦不是说过，取悦于人的状态最下，弹给自己听高了一层，最高境界是“我虽弹，却不听”，给自己弹都免了。古琴听一听，会渐渐发现，这些玄而又玄的说法是写实，不是抽象。
这张江南丝竹属于雅乐的范畴，平和中正，虽然不像胡琴唢呐这样的草根乐器依依呀呀的一惊一乍，也并不觉得如何之雅，或许是一种“中庸”？只有戴树红的洞箫从背景里走出来时，才终于有了“人物”，不是一幅游园的幕布垂在那里，那里有荼靡架，那里有金鱼池。那一支箫吹得，像吟哦一般。
说是江南丝竹，里面好多地方又听出广东音乐的味道来。
在《海上花》里，也有对广东人的间接描写，有破落户，有富商，有粤菜馆子还有广东妓女。举止做派在上海是单成一路的，“与别不同”。广东人富而俗，又洋派，这形象看来那时就有了。
最近读张爱玲的时候，往往会想起香港。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种南洋味儿，混血的私生子、华侨，不止是在香港，就是在上海，也是华洋杂处，王佳芝买戒指的地方，还是在印度人开的珠宝行。她母亲也有很长时间是滞留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橡胶园的。
这种味道在后来的上海不知怎么样，在北方是极新奇的，现在回想，这也是当时她的小说显得奇特的地方。有种暖洋洋的潮湿味道。现在看香港的免费地图广告，既有华人的洋装行，还有印度人的洋装行，不论是重庆大厦还是中环的某栋大楼，逼仄的电梯楼梯上去，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装束，什么肤色，什么味道，多少还保留着那种南洋味儿。
她对广东的描述，女人总是黑漆漆的一片，阴森严正，家族规矩恐怖的样子。那种浓重压抑的黑色，现在想，该是莨绸。在这里生活久了，看她书就看得更明白似的。
她后来去国离乡，还和这世界同步着，又隐姓埋名，对我们简直像是古人，绝不像1990年代才去世。及至到《海上花》的后记里，说起洛丽塔和伯格曼，简直让人惊骇。也是在1980年代后，我们才有这些，我也是近年一点点补的课，古人张爱玲竟跟我们同步的。
她就像这张《江南丝竹》，被重挖出来，几十年的乱世，一忽悠过去，喘口气再往前走时，还是七十年前的老路。
